初夏的北京

阳光灿烂

中南海怀仁堂前

欢声笑语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带笑容，走上草坪。

参加接见并合影的是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代表。

几个月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位科学家云集北京，为新中国的科学发展描绘蓝图。

毛泽东主席曾说，中国人民应该有个远大的规划。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愿望、目标：要把中国迅速地发展起来，赶上美国。

1956年1月，中国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经过长达半年的反复论证

1956年8月

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完成制订

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中

12项被列为保证优先发展的重点任务

其中第一项就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两栋红砖小楼和一栋四层的灰楼，代号“九所”。

中国核武器研究从这里开启了艰难跋涉的旅程。

“九所”集结了一连串闪亮的名字：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陈能宽、邓稼先……

在哪里上班，也许不能完全保密，但是在所里做什么工作，大家决不会往外讲。遵循保密条例，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不仅对父母保密，对妻子和子女也同样保密。

进入“九所”之前，邓稼先特意和妻子领上两个孩子到照相馆，留下了这张全家福。邓稼先知道，往后这样的机会不多了，照顾家庭的重担将全部落在妻子的身上。

在少年朱明远的记忆里，父亲朱光亚的行踪是飘忽不定的。刚回家没住上两天，就又匆匆出远门了。很长时间，朱明远都想不明白，父亲是堂堂的留美博士，怎么会到青海的一个机械厂去当副厂长？更奇怪的是，父亲怎么会叫“朱冬生”？

1984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在国防科工委办公室伏案工作。图片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54岁的王淦昌也突然“消失”了，他的名字变成了“王京”，只给家人留下一个信箱代号。此后17年间，国内外学术期刊里，再也没有出现过“王淦昌”三个字。

郭永怀时任力学所副所长，兼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所以他是两边跑。郭永怀的学生说，郭永怀过一段时间就出差了，过一段时间又消失了，但是他去哪里做什么，学生们全然不知。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中断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有关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

兰州郊外，黄河岸边的山坳中，偌大的厂房里，摆放着数千台机器设备。中国第一座浓缩铀厂尚未建成，就陷入了无法运作的境地。

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忧心忡忡。谁能担起制造浓缩铀的重任呢？

钱三强向石油学院师生讲演原子能和平利用。图片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王承书是与张文裕一起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她曾与美国一位知名分子物理学家一起工作，在美国比较有名。

王承书和她导师联合创造了一个公式，叫“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钱三强很欣赏她。

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让这些设备顺利运转起来，王承书感受到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此前，王承书的学习和研究跟浓缩铀技术都毫不相关，她对这项尖端技术几乎一无所知。

“年近半百，转行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谁干都不容易，既然都是从头做起，我为什么不可以？何况我在回国之前就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

所有的资料只有苏联专家留下的四本笔记。

好多问题解决不了，好多理论仅限于这个范围不行，部里就组织了一个培训班，由王承书来讲课。王承书要给别人讲必须先自己学，她就边学边讲。

王承书拿了这些笔记后重新分析，构成了自己的东西，然后再跟他们讨论，所以她基本上解决了整个理论。

解决了理论问题，但要生产出高品质的浓缩铀，还必须面对海量的计算。

开始计算的时候，我们没有电子计算机，就用手摇计算机。

所有的结果打在纸条上，算出来一房子全是纸条，王承书要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验证。一边敲、一边看、一边写，手都没劲了。

1964年1月14日

第一批高浓缩铀成功生产

产品交付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113天

9个月后

一朵黄褐色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腾空而起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声巨响震惊了全世界

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原子弹的成功爆炸，给核潜艇下海带来了曙光。

1965年3月，中央批准核潜艇研制工作全面启动。和“两弹一星”一样，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

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毛主席打了一个报告。6月29日，毛主席圈阅，正式启动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进程。

1958年，聂荣臻在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验收合格鉴定书上签字，并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图片来源：聂荣臻元帅陈列馆。

1969年秋，一支800多人的核潜艇的研制队伍开进了大西南的深山里。

核反应堆陆上模式堆安装调试工作即将展开。

陆上模式堆主要是在陆地上建造一个试验性的核潜艇，在陆上模式堆进行试验、参数等等的测试，成功、成熟后，再把它1:1地挪到核潜艇上。这是经过周恩来总理拍板决定的。

1970年6月，陆上模式堆安装调试进入了最后关头，总设计师彭士禄自告奋勇，亲自担任安装突击小组组长，他把铺盖卷搬到了安装大厅，24小时不离现场。

到了调试组以后，在分配任务的时候，彭士禄把难度大、风险大的项目，分到他所在的第一组，组内成员问他为什么这么干？

他说，我可以承担责任。

彭士禄每天跟大家吃、住在现场，拿一个大搪瓷碗一起吃饭、排队。一直坚持到整个反应堆安全运行开始。

整整一个多月，彭士禄和同事们夜以继日，没有离开现场一步，直到最后一个元件安装入堆。

当彭士禄用热线电话跟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成绩之后，思想上、身体上一下就放松了，扛不住了。当大家都在欢呼的时候，彭士禄已经在旁边的小会议室里沉沉地睡过去了。

4个月后

1970年12月26日

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顺利下水

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

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上世纪50年代，因为缺少石油，公共汽车不得不背上笨重的煤气包，这是北京街头常见的景象。

1949年，中国的石油总产量不足12万吨，而美国当年的这个数字是2亿吨。西方主流学术观点认为，中国是贫油国。

缺气少油，让亟待腾飞的新中国背上了沉重包袱。

毛主席，周总理都很着急。就找到了李四光，李四光在中南海给毛主席汇报时，坚定不移地说：“应该有。”

1962年李四光和地质力学进修班的学员座谈。图片来源：李四光纪念馆。

中国贫油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根据。理论认为，石油是由动植物的有机质沉积转化而来，世界上大多数大油田都是海相沉积而成，而中国大陆多是陆相沉积盆地，不具备大油田的生成条件。

1915年到1917年期间，美孚石油公司在陕北地区（陕甘宁地区），共打了7口钻井，这7口钻井花费250万美元，一无所获。

回去以后，美孚石油公司就到处说中国没有石油。

“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石油可采。”

1928年，李四光发表文章指出，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李四光的观点得到了众多中国地质工作者的认同。

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谢家荣、潘钟祥、黄汲清等地质学家就已经开始了漫长的实践旅程。

他们的足迹遍及陕北高原、河西走廊、四川盆地、天山南北，先后发现了新疆独山子油田和甘肃玉门老君庙油田。而这两处油田，正处在被认为不可能产油的陆相盆地中。

1943年，黄汲青提出了陆相沉积生油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

黄汲青说陆相地层不仅可以生油，而且也形成有工业价值的油气田。这个结论打破了海相生油论，在石油地质理论上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理论上有了突破，还需要实践来证明。

1955年1月20日，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后，五支石油普查大队奔赴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等地，新中国首次大规模石油普查工作全面铺开。

解放前我们的地质力量就二百多人，到1955年人多了点，但也没有多多少，地质力量是不够的。当时，组织了五个普查队，把松辽给漏了。黄汲清总觉得松辽那么重要，不开展他不甘心。

会议一结束，黄汲清立即找到普查委员会的技术员苏云山，请他马上查阅资料，起草一份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勘探任务书。

1955年8月，踏勘组开进了广袤的松辽平原。

1958年7月，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松基3号钻井打出油砂。

一年后，1959年9月26日，一条黑色油龙从1380多米的地下喷涌而出。

在国庆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石油工业部决定将这个即将改变中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的大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

1958年6月的一天

中科院生化所的一间会议室里气氛热烈

9位高级研究人员

正在为刚成立不到半年的研究所

探讨新的课题

“合成一个蛋白质！”一个声音让七嘴八舌的喧闹一下子沉寂下来。

当时《Nature》上曾经有一篇文章，认为真正合成一个蛋白质，其实还是很遥远的事。但是中国的王应睐等几位科学家商量之后，认为有可能做成。

王应睐。图片来源：中科院直属机关党委。

1955年，英国生化学家桑格完成了牛胰岛素的一级结构测定，并且公布了牛胰岛素的氨基酸排列顺序。这一成果，为人工合成蛋白质提供了前提。

1958年底，“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项目正式确立。第二年，被列入国家科研计划，代号“601”。

在上个世纪50年代，通过体外把一个一个氨基酸合成上去，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在科学上极具挑战性。

胰岛素由两条氨基酸组成的肽链组成，称为A链和B链，中间由二硫键相连。

中国科学家的目标是，分别合成人工A链和B链，再将这两条肽链进行连接，得到与天然牛胰岛素相同的结晶体。

但试验必须先从天然牛胰岛素开始做起。

1959年1月，邹承鲁领导的拆合小组充当起探路者的角色。

我们的科学家利用天然的胰岛素先做拆分，拆分了以后再在人工条件下进行重组，看它有没有功能。

这是一项前人从未成功的试验。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胰岛素的两条肽链一旦被拆开，就不可能让它重新恢复生物活性。

很快，杜雨苍就体会到，困难的程度超乎想象，短短几个月，试验就失败了600多次。

“失败了600多次，实在找不出名堂出来了，干脆一点也不加，就是给它最慢的氧化，放在冰箱里，让它去，这个成功了。”杜雨苍说。

来之不易的突破让整个团队大喜过望，人工合成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合成牛胰岛素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多个学科。

因此，生化所邀请北京大学共同承担这项重任。

A链小组由上海有机所所长汪猷挂帅，北京大学的5位骨干教师移师上海，B链小组则由生化所钮经义领衔。

探索的历程长达7年。

1965年9月17日清晨，中科院生化所一间狭小的实验室外，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

实验室里，杜雨苍小心翼翼地拉开了冰箱门。

取出试管的那一刻，他一眼就看见了试管壁上亮晶晶的一层结晶体。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全合成蛋白质，是人类在揭示生命本质的征途上实现的里程碑式飞跃。

中国人第一次占领了世界科学的制高点。

1955年初，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需要，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

1956年起，交通大学1400多名教职工，近3000名学生，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此后四年，总共15000多名师生扎根祖国的大西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

殷殷报国志，拳拳赤子心

正因为有了他们的付出

新生的共和国才不再遭受讹诈和欺凌

正是他们

书写下新中国科技事业浓墨重彩的绚烂篇章